图文:命途多有困厄人间自是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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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版 悦读周刊
·图文:命途多有困厄人间自是情深
楚天都市报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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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悦读周刊 2019.10.13 星期日

湖北青年作家周芳推出姊妹篇《在精神病院》《重症监护室》
图文:命途多有困厄人间自是情深
    □楚天都市报记者徐颖
    图为:周芳近照

    湖北青年作家周芳2016年推出非虚构作品《重症监护室》就引起文坛关注。今年,周芳的最新非虚构作品《在精神病院》,连同《重症监护室》一起推出姊妹篇,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今年8月,这两部姊妹篇参加上海书展原创文学20大好书活动,前不久《在精神病院》入选深港书评2019年第19期好书周榜,华文好书9月榜。
    周芳,湖北孝感人,孝感市护士学校教师。曾获华语青年作家奖、北京文学奖、冰心散文奖、湖北文学奖等。她对待写作的态度极其认真。为了写作这两部非虚构,长期深入医院重症监护室、精神病院做义工,与病患一起生活。书中她写作的一个个故事,展开我们不为人知的另一面生活。十一节前和节后,楚天都市报记者在周芳来汉参加文学活动时专访了她。

    面对生死,如果只是为了单纯的写作,我会觉得羞耻

    记者:去孝感市中心医院重症监护室做义工,去孝感市精神病院做义工,初衷都是为了写作对吧?为什么选择了这两个特殊的地方?
    周芳:最初确实是为了拓宽我的写作领域。但实际上,我进到科室一段时间,认识到它与我们每个人紧密相联,特殊性中蕴含着深刻的普世性。面对生死,如果我再只是为了单纯的写作,我觉得羞耻。有段时间,我几乎忘了写作这件事。
    记者:怎么会下这么大的决心?一般人可能会选择去采访一下,你却选择自己去体验。
    周芳:采访和进去做义工,与病友生活在一起,是有区别的。后者要求把自己完全融合在里面,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我觉得“体验”这个词还不太准确,体验它是有隔膜的,你是你,我是我,我不过是一种客体的身份暂时进入到你之中。比如说我到超市去体验生活,认识到三块五一袋和三十五一袋的洗衣液的区别。但是死亡,疯癫,生命本身,难道不是我们共有的吗?我就是在生活,我不过是从书房生活走到更加开阔的现实生活。
    记者:当时家里人是什么态度?有没有想过放弃的时候?
    周芳:到这两个地方做义工,没有给父母讲,怕他们担心。我的先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我上夜班,只要他在家,会开车接送。在重症监护室做义工所历经的身心煎熬,也是他一路陪伴和鼓励。
    如果说完全没有一点想放弃的心理,那是假话,毕竟这里一种全新的生活,它在不断地“冒犯”“挑战”旧有的“我”。每天和疾病,甚至死亡打交道,对我是极大的考验。

    面对生活的残酷、生命的无奈,我们不得不承受

    记者:书中《过年了,我给你坟头上烧蛮多钱》中的王桂香老人,因为家里人没钱了,被拔管回家了;《指纹正好压在“同意”上面》,徐财娃的家属与福利院达成一致意见,“我们决定他回村子,他回去死”。到生命的最后,常常决定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去留的,不是自己,而是家属、经济实力等的较量。你怎么看待家属最后的选择?感觉你对病人的同情、家属的不理解居多。
    周芳:因为重症监护室的特殊性,在生命的最后,自己确实不能决定去与留。尽管我写到那些拔管放弃治疗的家属,但我还是理解他们。这就是生活的残酷生命的无奈,我们不得不承受。
    记者:你在写作时会真实表达自己的情绪,还是会适度控制情绪?
    周芳:写作中,我愿意把内心情感的波澜起伏展现出来,这也是我秉承的写作伦理,写作要饱含我自身的生命质感生活体温,我感受到的人物的命运遭际那么多的困顿艰难,我也能感受到生活中那么多的情深意长,不离不弃,爱与坚守。在每个放弃治疗背后,都有说不尽的苦痛与深情。
    记者:现代医疗让人可以不断被抢救。你怎么看待有尊严的死,插着管子活?看到你写的文章中,有病人已经脑死亡了,家属还觉得病人“活着”就是安慰。
    周芳:医疗与生命本身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对悖论。在各种医疗手段的支持下,我们可以抢救回一条命,但生命的内在尊严往往是缺失的。明明知道“插着管子活”是一种活着的假相,但“活着”却给人安慰。
    就我个人来说,我希望自己有自由选择生死的权利,但是我尊重家属们为“活着”做出的种种努力,而且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深刻地体现了生命的珍贵,人间的深情。

    越是走进精神病人,越是被他们内心的那种纯粹天真所打动

    记者:你写到的精神病院里有一个主任,很能干,后来还精神异常了。你在精神病院做义工时,会不会受环境和其他人情绪的影响呢?你做了多长时间义工,最后是怎么决定离开的?
    周芳:受到这种特殊环境和病友情绪的影响,多多少少是会让人压抑的,所以在医院里,每隔一段时间,医生会到上一级医生,也就是“心理督导师”那里进行自我心理状态的调整与修复。
    我在精神病院做义工三个多月后,整个睡眠状态有些糟糕。我前前后后做了一年多的义工,最终离开医院是因为有其他工作。当我的睡眠出现障碍后,我及时地进行过自我调整,很快地再次回到科室工作。我在里面呆的时间越长,我越放不下那些病友。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丰富的特殊精神世界,我越是走进他们,我越是被他们内心的那一种纯粹甚至是天真所打动。
    记者:以前以为精神病人都是妄言妄语,痴笑傻笑。看到你的文章,原来他们还是可以正常交谈的,并且也知道自己有病,需要吃药,他们也想遏制住心里的恶魔,不让自己发病。他们对你都产生一定的熟人感情了吗?你怎么确定他们讲的故事是真实的,而不是精神病人的虚构和想象呢?
    周芳:精神病人在他精神异常的同时,精神活动仍然有着正常的部分。他们一方面存在大量幻觉,一方面在护士的督导下,可以铺床扫地,进行简单的日常自理;一方面存在大量荒谬离奇的思维联想障碍,一方面可以谈笑风生。我和他们时间相处久了,自然也会产生感情。人与人之间的日久生情,在他们身上也会发生。
    我并不确定他们所讲故事真实与否,在荒谬思维支配下,他们的讲述有可能全是虚构的,但这些虚构也是他们真实精神世界的一部分。

    还会继续关注特殊人群,书写他们的日常挣扎和心灵史

    记者:这两本非虚构,对你的写作和生活带来哪些改变?
    周芳:这两本非虚构写作,使我更加明白,一个写作者只有走进“生存现场”,从生活中获得的痛苦、欢乐,它才扎扎实实,有血有肉。生存现场,是最大的,最鲜活的写作领地。一个作家要与广阔的社会生活建立休戚与共的关联,要与大地山河,万事万物有一种“命运共同体”之感。
    至于说到生活上的改变,我比先前要更加充分认识到生命与生活的珍贵,我能重新审视了我与周围一切人和事的关系。体察到生活中那些细微的感动与美好。我对那些在困境中不屈的,不肯倒下的人们保持我足够的敬意和爱。我知道那些黑暗多么让人绝望,我们却仍以最大的韧性来寻求光明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