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优秀的作家不会喜欢批评家的奉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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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版 人文周刊
·图文:优秀的作家不会喜欢批评家的奉承
楚天都市报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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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人文周刊 2018.12.9 星期日

2018鲁迅文学奖得主、评论家王尧说
图文:优秀的作家不会喜欢批评家的奉承
    □楚天都市报记者徐颖 摄影:楚天都市报记者李辉

    王尧,文学博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苏州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兼任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苏州市文联主席。著有《中国当代散文史》《作为问题的八十年代》《莫言王尧对话录》等,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大系》等。2018年8月,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公布,王尧以《重读汪曾祺兼论当代文学相关问题》获得文学理论评论奖。2018年11月评论家王尧受邀来汉讲学。近日,楚天都市报记者也就文人抗战、文学与时代关系等话题,对王尧进行了专访。

    1938年武汉失守前系全国政治、文化和抗战中心

    记者:今年你受“华科大中国当代写作中心”之邀来武汉讲学,其中在省图书馆长江讲坛的一场公开演讲,《武汉沦陷前的文人生活》受关注,武汉的文人抗战影响有多大?
    王尧:武汉是一座英雄城市。1938年的武汉大会战是抗战时的重要战役,虽然武汉失守了,但武汉大会战和武汉民众的抗战可歌可泣。因为上海和南京相继沦陷,民国政府西迁,武汉一时间成为政治、文化和抗战的中心,一大批文化人流亡到武汉,在武汉从事文化抗战工作。郭沫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是在武汉成立的,“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是在武汉成立的,胡风主编的《七月》是在武汉复刊的,这都是当时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当时的武汉堪称文化抗战的“中心”,是抗战史的重要篇章。
    记者:你觉得文人该如何面对国家和人民的苦难?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是怎样的?
    王尧:当国家和人民处于苦难的状态时,文人通常也是受难者。在抗战中“落水”的文人被历史吐弃。在民族危亡的关头,有些知识分子投笔从戎,有些知识分子以笔为武器,写下了可歌可泣的故事。老舍在抗战时期的文章中经常出现的一个词就是“气节”,他是把笔当枪的代表之一。1938年3月27日,“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总商会礼堂成立,老舍当选为理事。当时的“文协”成员,都在从事文化抗日救亡工作。老舍现实《入会誓词》开篇就说:“我是文艺界中的一名小卒,十几年来日日操练在书桌上与小板凳之间,笔是枪,把热血洒在纸上。”

    八十年代文学确立了改革开放40年文学发展脉络

    记者:你曾经出版了《一个人的八十年代》,很多作家都怀念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繁盛的时代,你怎么看那个年代的文学?
    王尧:谢谢你提起《一个人的八十年代》,当年出版时引起共鸣的都是我这一代人,特别是从乡村到城市的知识分子,不是读者们广泛关注的一个话题。我这部散文还包含了我思考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方法,我们不仅要关注宏大叙事,也要保留边缘处的细节。我曾经说,我的身上流淌着八十年代的血,我始终挥之不去的理想主义是八十年代留下的深刻烙印。我现在仍然认为有没有经历过八十年代思想的洗礼,对一个人的思想素质和思想方法产生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毫无疑问,八十年代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历史段落之一,它确立了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基本发展脉络。就文学而言,八十年代重新处理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与传统的关系,文学与西方的关系,从而完成了文学回到自身的转型。
    记者:你觉得当下的文学创作生态,发生了什么跟过去时代不一样的变化吗?
    王尧: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文学的秩序就发生重大变化,市场经济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都发生了变化,尤其是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八十年代确立了基本的价值判断,但不能完全用八十年代的经验和印象判断九十年代以后的文化现实和文学创作。八十年代文学侧重处理的是与政治的关系,九十年代以后侧重处理的是与市场的关系,我讲的是侧重,并不是说九十年代以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就不存在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文学分层了,读者也分层了。我们现在所处的文化现实更为多元和复杂,我们在现实中,也在虚拟的现实中,也就是说我们遭遇到了百年未有之变局。当网络文学出现后,文学的分层和读者的分层更为显著。这对作家是非常大的考验,考验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考验他认识世界和反映世界的能力,考验他的审美能力。如果说在这个大的变动中有什么是不变的话,那就是作家必须写出好作品,无愧于时代和历史的好作品。

    批评家要对不良的文学现象敢于批评敢于交锋

    记者:今年你的评论《重读汪曾祺兼论当代文学相关问题》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最近这几年,你对一些大家很熟悉的作家进行了再解读,为什么会有重新再解读的计划?
    王尧:近几年来,我关注的学术问题之一是如何将当代作家作品历史化、经典化,由此重读了一些重要的作家作品。汪曾祺是其中之一。所谓“重读”,是试图对汪曾祺和汪曾祺的创作做出新的阐释。对未发现的意义加以挖掘,对偏颇的评价加以纠正。能够重读的作品通常是重要的作家作品,我重读过莫言、陆文夫和贾平凹等作家的作品。当然,有很多作家作品是经不住重读的。
    记者:你和莫言、贾平凹、阎连科等作家关系都很好,你认为评论家与作家的关系是否需要一种平衡?
    王尧:我知道,你这个问题包含了某种担忧:批评家与作家的密切关系,是否会造成文学批评的庸俗化,批评家是否会在文学批评中回避作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当代文学的当代性之一就是批评家和作家的互动关系,这是无法回避的一种关系。一些批评家和一些作家可能会有比较紧密的联系,也有可能是比较好的朋友。批评家和作家的良好互动,会形成与常人一样的友情,这种友情,如果有助于知人论世,那是有益的;如果因此影响批评家对作家作品的正常判断,那是有害的。
    批评家和作家的关系应当建立在文学信仰的基础之上。我不认为一个优秀的批评家会放弃艺术良知,一个优秀的作家会喜欢批评家的奉承。批评家需要对文学现象、文学文本做出价值判断,对不良的现象要敢于批评、敢于交锋。就文学史研究而言,批评家要为文学作品的历史化、经典化做出最初的选择。